2月11日，山东省“担当作为、狠抓落实”工作动员大会召开，省委书记刘家义作动员讲话。讲话中提到，领导干部要提高“善成”本领，对待上级文件，要研究透支持性条文，关“旧门”同时能开“新路”，这才是真正执行、创造性落实。
刘家义的讲话举了深圳地区手机产业升级的例子：深圳市以前生产手机必须到北京检测,他们经争取成立了检测中心,这一招引发了“山寨机”向自主品牌的蝶变,现在全国1/3的手机是深圳制造。
其实，这一事件在我国民族手机发展历史上，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。2008年，我国决定在深圳设立手机入网检测机构，这也是我国第一个设在地方的相关机构。当时作为我国手机产业链最为集中的地区，深圳市和福田区政府在这个推动机构设立的过程中，发挥了重大作用。而中国民族手机近十年的发展历程证明，这一事件对我国手机制造业本身及其漫长广阔产业链的意义。
事情要从1988年富士康在深圳设厂开始说起，当时，这座设在深圳宝安区的富士康首座大陆工厂的投产，吸引了港台大批电子产业转移。随后，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凭借相对雄厚的产业基础、开放的政策以及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，成为了我国手机制造的中心。
不过，当时珠三角地区的手机生产模式依然是贴牌生产。到了20世纪末，我国的民族手机品牌刚刚起步，市场占有率仅有1%左右，到了21世纪初，也不到10%。
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，我国民族手机品牌辛辛苦苦拼下来的市场份额再次萎缩。由于长期代工而没有自主研发能力，国产手机面对三星、诺基亚、爱立信等国际品牌，几乎毫无还手之力。再加上部分手机国产厂商不思进取，过度依赖销售渠道而不重视产品质量，我国手机的名声也不好。与之相反的，是诺基亚、三星一众“神机”大行其道。
到了2005年，台湾的制造企业联发科（MTK）研制出了一种“黑科技”：将主板、芯片、通信模块、系统软件集成在一起形成手机芯片。这项技术使得国产手机厂商只要拿到了一款新机型，便可以进行仿制和改装，用很快的速度和较低的成本，将别人的手机“山寨”出来。从此之后，颇具本土特色的“山寨手机”横空出世。
根据测算，当一款热卖机型在经过至少半年的研发设计后并上市后，“山寨”工厂就直接按照这款手机设计样机，快速找到代工厂进行生产组装，整个过程仅需50天左右。这带来的是成本的降低和销量的增长，2008年，仅仅在深证华强北附近就聚集了3000家左右的小型手机公司，有的专门设计电路，有的专做主板设计，有的做外观设计，还有的专做元器件，分工紧密。他们的产品大部分都被按在了各种各样的“山寨机”上，流向大江南北。
不过，“山寨机”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，最突出的就是对于知识产权的肆意侵犯。对于部分坚持做独立研发的民族手机厂商来说，他们辛辛苦苦研发出了新机型，在送往北京检验的过程中，可能隔壁工厂就已经拿到了图纸并下样生产。等到几个月后自家手机通过检验后，山寨机已经同步上市且价格低了好几百块。这对于整个民族手机市场是非常不利的。对于这个问题，深圳市和福田区政府都看在了眼里。
当时，针对“山寨”行为对市场秩序造成的扰乱，国家也有意向进行打击。但深圳当地政府希望，将这些制造业资源做好转化，并不是一关了之。最终，在福田区政府的积极推动和出资下，工信部决定在深圳设立深圳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（南方手机监测中心），在方便了正规厂商送检手机的同时，还积极降低送检费用，鼓励“山寨”机厂商“转正”。
对于正规厂商来说，他们等待检验结果的时间大为缩短，这提高了他们产品的竞争力，对于“山寨”厂商来说，入市门槛的降低、管制的放松，让他们甘心“下山从良”。当时，不少“山寨”厂商对媒体表示，“如果有牌照了，谁还愿意冒着违法的风险挣这点钱？”
此时，我国民族手机崛起也遇到了有利的大趋势——触摸屏开始取代键盘成为智能机的标配。这等于将所有的手机厂商拉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，一大批从未涉足手机生产的厂商，如OPPO等趁机进入手机领域。此时，原先“山寨”机打造的雄厚产业基础，一下子成为了民族品牌快速生长的肥沃土壤。
而在整个中国民族手机制造业崛起的过程中，当地政府推动检测中心在深圳设立，无疑是一个重要节点。
